文献导读| Centralized or Decentralized Transfer Prices: A Behavioral Approach for Improving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Received: February 23, 2019 

Accepted: September 1, 2020

Published online: March 8, 2021

https://doi.org/10.1287/msom.2020.0957

Elena Katok, Jindal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Richardson, Texas 75080, United States, ekatok@utdallas.edu

Sebastián Villa, Ander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Albuquerque, NM 87131, United States, svillab@iu.edu

Part 1 研究背景

实践中，常见的零售商有独立从事经营活动的小商店，也有归属企业进行集中管理的大型连锁经销商。对于连锁经销商而言，多个销售地点意味着多个需求来源。每一个销售地点均要面对客户需求波动、漫长的生产和分销交付周期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供需不匹配问题和高额的供需错配成本。幸运的是，随着科技发展，零售商如今可以使用信息技术，方便跟踪库存和其他交互信息，使得库存可在多个销售地点之间进行流动再分配，从而改善个体零售商面临的供需不匹配问题。在多个零售商之间进行库存重新分配的方式被称作转运，当某一零售商的库存满足需求后有富裕，可将其富裕的库存转运给库存不足的零售商，并按转运价格收取一定的费用。转运在许多行业被广泛运用，如半导体制造、服装快消品、以及金融和电力市场等行业。零售商在确定库存水平时一方面考虑个体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会考虑到整体零售商的供需情况。因此，转运价格成为影响个体零售商订货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献中，关于转运价格设置的讨论大多是在决策者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进行展开分析，然而，大量行为运作管理研究揭示了参考点效应、锚定、 厌恶剩余等决策者行为对库存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引入决策者的行为偏好，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如何有效地设计转运机制，以提高服务水平，减少过剩库存，从而提升零售商和制造商的盈利能力、消费者的满意度以及整体社会福利。

Part 2 理论研究内容

本文考虑由一个供应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基于Rudi’s et al. (2001) 的研究结论，首先，考虑两个独立零售商各自销售同质产品，通过构建报童模型刻画了零售商的最优订货决策。其次，在集中系统中分析同属一家公司的两个零售商之间的库存转运问题。在该情境下，基于零售商的过剩库存以及未满足需求的四种组合状态，通过极大化整体利润讨论了零售商的最优订货决策。再次，在分散系统中独立零售商依据转运政策销售产品，在转运价格外生条件下得到了零售商利润最大化时的最优订货量。最后，描述了使分散系统最优利润协调到集中系统下最优利润时转运价格需满足的条件，指出协调条件下的转运价格与和临界比率(critical ratio)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临界比率越大，协调转运价格越小。

 Part 3 实验设计

基于理论模型结论，构建实验室实验对比分析理论基准与被试人的决策行为，进一步提出改进方案。实验研究采用被试间设计，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考虑了两种情形：一是基于不能转运的基本报童模型结论设计了基准实验；二是基于可转运的分散系统模型开发实验，并允许被试在下订单前协商转让价格。第二部分则是在集中系统中假设转运价格为公开信息，被试了解到该信息后再进行订货决策。以上三种实验情形如下图所示：

在实验实施阶段，使用人机交互实验软件平台 (SoPHIE)开发实验环境，通过在线招聘系统SONA共招募了192名被试，均为美国一所公立大学的管理学硕士生。

Part 4 结果分析

转运为零售商提供了一种分享库存的方式，转运的需求汇集效应可有效的减少供需不匹配、提高服务水平和减少过剩库存。本文基于有转运和无转运的系统分别设计了实验室实验，并充分考虑了代表产品盈利能力的临界比率的变化，以及转运价格外生或通过零售商协商设定的情境。研究发现，转运通常可以提高零售商的盈利能力，但在低临界比率和高转运价格的情境下，转运可导致零售商出现库存积压，对其利润不利；当零售商谈判转运价格时，实验中被试往往忽略临界比率的影响，而只关注如何分配转运货物带来的利润。此外，被试的订货决策也受到了拉向中心效应 (pull-to-center effect)的影响，即倾向于订购接近平均需求的数量，而不是协调供应链的数量。

本文进一步对比分析了考虑集中转移价格设置的理性理论模型与行为理论模型对实验数据的解释情况。理性理论模型中的转移价格应该根据临界比率来确定，但是实验数据表明，该方法不能改善被试的订货决策，也不能提高供应链的整体协调水平。行为理论模型中的转移价格则根据被试的实际行为来确定。模型结论建议在高临界比率下，使用接近产品销售价格的转移价格，在低临界比率下，使用低于产品成本的转移价格，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协调被试的订货决策，提高供应链效率。本文的研究为供应链管理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指导，即当转移价格可以被集中设定时，应该考虑决策者的实际行为，而不是理性理论最优解。当转移价格必须被分散协商时，应该提供一些激励机制，使得决策者在关注如何分配转运利润同时，避免对临界比率影响的忽视。

供稿人：陈俊霖

中央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